［摘要］“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命题。深入理解“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需要遵循辩证逻辑，通过从“教育的层级问题”到“教育的根本问题”，再到“教育的前提问题”的演进脉络来把握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需要坚持实践导向，基于现代教育发展、当代德育创新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诉求来挖掘这一论断的价值意蕴；需要坚持和运用历史思维，通过辞源考证、内涵把握和理路分析来体认这一论断内在葆有的文化品格。
［关键词］立德 育人 生成逻辑 辩证逻辑 文化品格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1]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论断，深化了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深入理解“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应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研究把握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论演进、价值意蕴和文化智慧，增强以德领才、以德润行的理论和实践自觉，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民族复兴薪火相传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
一、“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生成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开启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征程，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新时代教育改革方向、擘画新时代教育发展蓝图的战略视野，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以问题为导向，聚焦解决突出问题、研究破解重大问题、反思回答根本问题的理论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2]深入理解“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一论断必须坚持辩证逻辑，超越那种试图在个别文本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3]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联系、运动、发展的眼光，通过这一论断的理论出场语境和思想形成过程，把握其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普遍、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演进脉络；必须坚持实践导向，避免陷入将“词句”当作“现实的现存世界”[4]的抽象思辨的语言演绎逻辑，而是要基于这一论断的具体再现和实践结果来挖掘探索其更迭演进的深层逻辑和内在动力。有鉴于此，本文将“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理解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其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理解为新时代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建设教育强国必不可少的环节，并试图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此前提出的“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检验标准”两个论断加以综合分析。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做到每一堂课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授美德，每一次活动不仅健康身心、而且陶冶性情。让同学们都得到倾心关爱和真诚帮助”。[5]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素质教育改革大势，就深化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重要论断。
“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一论断的核心指向在于阐明，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整体版图中，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德育与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其他教育环节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论断深刻的理论意涵在于，它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宝贵经验，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长期秉持的“人而无德，行之不远”的教育理念；既明确了德育在学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又为此后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一论断的重大实践意义在于，它回应了一段时期以来“唯分数论”、“唯绩效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唯知识论”等错误倾向，转而将重视德育作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一环。此后，以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为主要抓手，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方案，同时着力破除“五唯”痼疾，大力实施“双减”政策，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这一论断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和丰富发展。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6]随后他进一步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7]由此可以发现，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检验标准，是对“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论断的强调，同时也不止步于仅仅将德性养成视为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相区别的学校教育的一环，而是进一步探讨了“所谓‘更加重要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位置”，以及“如何将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问题，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
展开来说，以“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检验标准”为统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教育事业改革进行了如下系统谋划：一是拓展了立德树人的外延边界，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发，提出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不仅“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8]而且“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9]不仅各级各类教育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办学的根本，更要将社会和家庭作为立德树人的大课堂。二是揭示了立德树人的核心内容，指出要通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育奋斗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等，帮助广大青少年立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着力锻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是阐明了立德树人的战略使命，提出要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立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0]鼓励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11]四是明确了立德树人的基本遵循，提出要树立“大教育观”，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把立德树人成效这一根本标准落实到办学体制机制上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引导作用和示范意义，号召广大教师“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12]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13]四年后，他在新疆大学考察调研时又明确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4]及至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论断，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之本质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发展。
如果说“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论断是一种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对各类教育形式之间层级性关系的界定，“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检验标准”是对教育根本问题的回应与解答，那么“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论断则是在“教育的层级问题”、“教育的根本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教育的前提问题”。其精神实质在于：它以“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思想基点，从更为基础、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探寻“如何理解教育”的前提性问题，揭示了育人和育才的辩证法；它超越了“德育为先”对不同教育形式的关系性理解，使“德育”不再仅仅作为诸多关系中的一个层级，或完整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是深层次揭示了“立德”贯穿教育始终、奠定教育基调的基础性功能；它立足于“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检验标准”，进一步阐发了敦品励行、崇德修身之于人格养成、人才塑造的根本性作用，揭示出“立德”与“育人”的辩证法。
综上可见，“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合乎逻辑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重要论断，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大阶段递进、小论述交叉的理论特征，即某一论断的支援性论述与另一论断的支援性论述同时出现或交叉并列。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同时提出了“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论断。这一方面体现出不同论断之间内在葆有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普遍的认知深化和理论提升，从来都不是某种线性逻辑的演进过程，其本身也并不具有精准量化的阶段分期和时间分野，而是基于对现实的理论回应、对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反思，呈现出螺旋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演进态势。
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价值意蕴
深入理解“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一论断既要坚持辩证逻辑，沿着理论发展的逻辑脉络把握其精神实质；又要坚持实践导向，基于实践发展的诉求来把握其出场的内在动力和深层逻辑。概言之，就教育大情境来说，“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是立足人类教育发展历程，面向现代教育难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就德育小情境而言，“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针对当前实践偏差构建的新型范式；就民族复兴大背景来说，“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是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培养新时代好青年的必然选择。
1. 引领开辟现代教育发展新境界
教育作为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社会文化的绵延机制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石，总是深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发展的总体特征。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线索与演进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教育发展的阶段划分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人类教育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阶段。受限于较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传播条件和较为短缺的资源积累，这一时期由专任教师传授的、以固定场所为依托的学校教育大多为社会上层人员所独占或垄断，受教育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权贵阶级的特权。由于教育的受众群体大多不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人文教育成为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二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阶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以惊人的生产力为依托，“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物质的世界如此，政治的世界如此，文化的世界也是如此。机器大工业对技术工人、知识分类的需求勾勒出现代国民教育的基本轮廓，促进了全民教育时代的到来；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与运动规律催生了教育领域的绩效主义，技能型知识和事功型知识上升为这一时代的主流知识偏好与主导教育内容，“分数至上”、“文凭至上”、“竞争至上”等功利主义取向成为规制现代教育“往哪儿走”、“怎么走”的内在力量。此外，量化评定、规训至上、班级责任等科层管理体制也广泛渗入教育教学之中，教育的工具性、实用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三是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阶段。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教育行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成为引领新一轮教育变革的重要技术变量，同时也给教育事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和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准则”等。[16]这就从反向“促逼”人们深入思考“人之异于或优于智能技术者几何”等前提性问题。
综合来看，如果说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教育是“过去时”，智能时代是人类教育必将面临甚至可能已经面临的未来图景，那么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教育则是人类教育的“进行时”。推进新时代教育改革创新、建设教育强国，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回望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它深刻总结、合理继承了传统教育的人文属性，探索了面向未来的素质教育路向，更在于它以“育人为本”区别于现代教育的育才立场，以“立德为本”超越现代教育的知识中心，以提升教育亲和力、增强学生获得感有异于模式化、程序化、量化的质量评定，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时间谋划不同于现代教育的竞速主义强制，彰显了破解人类教育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引领构建道德教育发展新范式
中国共产党素有重视道德教育、倡导人的全面发展的优良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7]此后颁布的若干教育法规、政策文件均在此基础上重申并丰富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几十年来，我国道德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一些地方和学校在具体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值得注意的偏差。一是道德教育被“塞进”教育体系。在这种实践样态中，道德教育的谋划、设计与实施既没有整体系统的考量，也缺乏细致巧妙的构思，更遑论对教育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数量规模的追求和扩张，从而难以达到以德润心、以德领才的教育效果。二是道德教育被“补进”教育体系。不同于“塞进”形态对道德教育进行的片面化、功利化解读，“补进”的教育形式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道德教育的独特价值和育人功能，却也意味着道德教育难以充当独立的教育角色，只是既有课程体系和教育活动的必要补充。由于没有从教育全局出发对道德教育进行整体性规划，这种补充也往往是片面性的。三是道德教育被“加进”教育体系。通过对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作以符合现代学校运行逻辑的调整，力图达到道德教育与学校教育“丝丝入扣”、“无缝衔接”的目的。由于其内在遵循科学主义和系统论的逻辑，这种调整使道德世界被整编为知识框架，道德信条被拆解为若干道德概念、规范和规则，以致人们接收到的道德训诫、行为规范、伦理关系既难以解决自身的生活需要，也难以建立起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最终造成了一种道德教育中道德不在场的现象。
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它超越了功利式的“塞进”、片面化的“补进”、模式化的“加进”，不再执着于对既有模式的“修补”和“化妆”，而是从更为整体、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构建了一种新的道德教育理解范式。在这一范式中，育人与育才相统一，而育人是本；立德与育人相协构，而立德是本；道德教育与“教育一般”有机贯通，而道德教育则是“教育一般”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元素。
3. 引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8]愈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愈发需要在人才培养和青年工作上下大气力、花真功夫。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病症的集中爆发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同步交织，深刻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深度调整；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空前密集的时期，正重塑着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版图，而中国在5G信息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无疑将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变量。以上种种使我国国际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也使本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愈发波谲云诡。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19]如何在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之时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渐减弱之时提振人口质量优势，在多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确保这一时代得到饱满充分而又丰盈内在的发展，成为迫切而根本的使命。
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投射至教育领域，就使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青年价值观塑造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问题。那么，如何锻造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呢？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展开来说，就是要通过全方位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奋斗目标和战略谋划，鼓励广大青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就是要通过立体性的制度比较、全域性的制度优化、纵深性的制度发展，引导广大青年在古今中外的深刻对比中思索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必然关系，从而让人们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三、“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文化品格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实践导向。[20]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重要论断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对中华文化智慧的阐扬。
1. 从辞源考证来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是一个富有典型性的中国表达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一论断由“育人”和“立德”两个动宾短语组成。所谓“育人”，转化发展自“树人”的概念。《管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明确揭示了“树人”的战略意义和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在这之后，“上以育人材，下以开民彝”（廖大圭《送吴生官平滦州学》），“长育人材今久矣，行看中选尽英豪”（孔武仲《试院书事呈子骏明叔三篇》），“父母同负育人之责”（赵国璧《泰山行宫记·其一》）等相关“育人”概念不断出现，展现出中国古代丰富的育人实践和多样的育人主体，其用意大致与“树人”相同。“立德”最早见载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段发生于范宣子与叔孙豹之间的谈话就“死而不朽”的内在指向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三不朽”论，并将“立德”确立为“三不朽”之首，实际上论证了中华民族以“立德”为本的教育底色和终极追求。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的“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检验标准”、“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等重要论述，不难发现其中厚重的文化底蕴、精深的文化智慧。“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更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国古人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层级性序列，超越了以“世禄”为追求的功利主义导向，确立了以“立德”为根本的人才培养机制，揭示了“育人”与“育才”的辩证关系。
2. 从内涵实质来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是一个富有标识性的中国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说”，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这一时期“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21]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古文明发源地的先知们开始跳出原本混沌的生活世界，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审思宇宙之无穷、世界之浩渺、人生之须臾与信仰之宏伟，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被前所未有地置于人们面前。为了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文化上的“重大突破”出现了。正是借助这些突破，轴心时代的人们构筑出一个有别于政治世界和外在社会的精神领域。此后，人们不再仅仅通过置身其中的自然性、地域性、政治性的外部条件来确证自己，更通过历史意识、终极关怀和精神禀赋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那么，何种文化因素深层构成了影响中华民族至今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禀赋呢？大体说来，轴心时代共形成了四种经由文化上的“重大突破”而能够保存下来的文明类型。不同于向彼岸寻求救赎的希伯来文明、靠修炼寻求解脱的印度文明、向外界寻求理性的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将伦理道德作为超越有限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永恒追求。当孔子提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论语·泰伯》）时，就已经将人看作社会性的文化存在；当孔子声明“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时，已然将道德作为主体追求生命意义的一种严肃自觉的担当。孔子以后，道德作为中华文明的终极关怀和社会结构的运行逻辑，同样构成了中国教育的根本取向和核心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其价值就在于跳出“就道德谈道德”、“就教育谈教育”的视野局限，从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中华民族的精神禀赋乃至以德治国的深层根源等角度出发，敞开德性养成应有的理论境界和文明意蕴。
3. 从实践理路来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还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中国方略
例如，针对“如何立德”这一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特别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体现出立足民族文化、独特国情办教育的鲜明立场。[22]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不仅仅表征为一种繁衍生息的基本机制，也不局限为某种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而是具有本体论的地位。中华文明就是基于“家”而延展出的一种蔚为大观的文明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将家庭看作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将家教作为道德教育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环节，将家风作为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支撑。重视以“家训、家规、家书”为主要形式的教育资源，将之视为新时代开展道德教育的重要来源；重视以“忠诚、责任、亲情”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理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的同时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
又如，针对“立什么德”这一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3]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自立立人”思想，正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周易·乾卦》有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个体的“飞龙在天”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立己”的阶段性使命，要想真正达至“君子”人格，就必须从“自立”走向“立人”，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加以整体考量。正是依据中华文明“立己达人”、“自立立人”的道德逻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起“个体—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价值规范体系，“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性”。[24]
此外，围绕贯彻落实“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习近平总书记还先后提出了“经师”和“人师”辩证统一、大中小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家庭学校社会各方联动等若干重要论断，展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与创新。
综上所述，理解把握、贯彻落实“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一论断，需要树立辩证逻辑，通过从“教育的层级性问题”到“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再到“教育的前提性问题”的理论提出历程，明确“立德”贯穿教育始终、奠定教育基调的主体性地位和基础性功能；需要树立实践导向，在对比现代教育发展大趋势，对照当代德育变革大逻辑，对标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和人才需要之中，明确“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创新意义与可为方向；需要树立历史思维，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厚植“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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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04期）
